争鸣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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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共九章，但按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理论的概念；第二、三、四章对比了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后五章全面论述了新现实主义理论，是全书的主体部分。

一、理论的含义、构建及检验方法

    要建立理论首先得定义理论是什么。华尔兹反对将理论视为关于某一种特定行为或现象的规律的集合或系列，他指出，“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规律可以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他认同Boltzman的看法，认为“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理论描述某一领域的组织形式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那么如何才能建构一个理论呢？他认为，“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理论的“解释力是通过‘远离事实’而非贴近事实而获得的”，换言之，理论只有通过远离事实才能解释事实。简化理论的四个途径是：分离、提取、归并和理想化。他还提出了一套检验理论的程序，特别提到“用足够清晰可信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述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在宣称我们已经完成了检验之前，我们必须有要加以检验的东西”。此外，他还提到了另一个容易被学术界误用的概念“模型”，认为模型有两种，一种是代表某一理论，另一种是对现实的简化。

    华尔兹花大力气阐述什么是理论，正是为他后面建构国际政治理论做准备。他这么做时，同时也清理了鱼龙混杂的国际政治理论界，把许多被吹捧出来的伪理论统统逐出门外。

二、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

    “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的是还原主义理论，认为原因存在于国际层次的是系统理论。”华尔兹质疑了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认为“揭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性方法，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他尤其批判了作为还原主义理论最佳范例的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帝国主义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还原主义的理论模式是“N→X”，将国际系统视为后果。但华尔兹指出，“单元性质以及互动模式的变化与单元行为的结果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既然还原理论不可行，那么我们就需要系统理论。华尔兹认为系统方法首先要表明系统层次——即结构——是与互动单元相区别的。以此为标准，他考察了三个著名的系统理论家的理论。对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的系统理论，他认为这依然属于经验主义分析，“并没有创建一个理论，只是勾勒出一个框架”而已。对于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的做法，他认为这“实际上将‘结构’定义为一个诸多项目的集合”，“导致了原因的混乱以及原因与结果的混淆”，“以权力配置与国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来定义结构，这就将不同抽象层次的因素混杂在了一起”。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考察了六个系统，并提出均势系统的6个行为规则，华尔兹把它们总结为3个，指出卡普兰的错误是“将可能的结果变成了系统的假设……将因变量变成了自变量”。在华尔兹眼里，他们都没有得到真正的系统理论。

三、新现实主义理论

    1．结构的定义

    华尔兹指出，“系统的结构充当了约束性和支配性力量，正因为如此，系统理论才能够解释和预测系统内部的延续性”。他提出了系统理论中最重要的“结构”概念，结构虽然对解释细节作用不大，“却有助于解释那些重大的、重要的而且持久的模式”。结构由于存续时间长而“呈现出某种静态性”，但又是动态的，因为结构可以通过改变行为者的行为来影响互动的结果。在系统理论中，“结构产生于主要单元的互动”。

    他给出了结构的两个重要含义：一是“补偿机制”，指“在输入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结果的一致性”，实质上是一种调控手段，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保持持久均衡；二是“约束条件”，即选择机制，“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华尔兹提出结构影响系统内的行为的两种方式：“行为体的社会化和彼此间的竞争”。这两种方式是与结构的双重含义相吻合的，“补偿机制”对应“社会化”，而“约束条件”则对应“竞争”。无论社会化还是竞争，最后都减少了行为和结果的多样性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单元以及彼此的互动模式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结构，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

    华尔兹认为，要构想出一个关于结构的定义，就必须“在该定义中不涉及单元属性和互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区分单元层次和系统层次的变量”。“定义一个结构必须忽略单元是如何联系的（即如何互动），而关注它们在彼此的联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如何排列和定位）……单元的安排属于系统的特性”，因而“只有排列方式的改变才是结构性改变”。他进而指出，“结构界定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或顺序，结构并非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它们的排列”。至此，华尔兹找到了结构的最简洁定义：结构就是排列。

    2．国际政治系统

    得到结构的定义后，华尔兹进而希望定义国际政治结构。他类比了国内政治结构。“国内政治是按照等级秩序排列的”，“定义国内政治的结构，首先根据的是它的排列原则，其次是形式各异的单元所具有的功能的规定，再次是单元间能力的分配”。这三方面的定义如何应用于国际政治呢？

    从排列原则看，“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为从属关系”，而“国际系统是分权的、无政府的”。这方面，“国际政治系统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关注自我的单元的共同行为形成的……两个系统的形成和维持都基于单元所信奉的自助原则”。从单元特性看，国内政治系统中各单元间存在差别，而国际“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这意味着功能的同一性”。华尔兹延续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做法，认为“国家的功能相似，彼此间的差别主要在于能力的大小”。而对于能力的分配，“在无政府秩序下，单元主要依据其实现类似任务的能力大小来加以区分”。能力的分配反映在权力的分配上，“国家根据权力大小而占据不同的位置”。

    不难看出，国际政治系统的排列原则和单元特性都由国际无政府状态所决定，而各单元能力分配的一个结果就是均势的形成，因此华尔兹接下来便继续讨论无政府秩序与均势。

    3．无政府秩序与均势

    “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有两重含义：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华尔兹首先探讨了无政府秩序中的自助状态含义，他比较了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的区别，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差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二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模式不同”。在国内政治中，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而在国际政治中，由各国“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武力，因此战争随时可能会爆发”。这种自助状态使单元“对自身的生存感到忧虑”，而忧虑又限制了合作和相互依赖展开。“国家不愿意置身于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之中，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迫使经济收益服从于政治利益”。

    国际政治经常发生动机和结果脱节的现象。华尔兹把它的产生原因归结为结构的约束，这里的结构显然是指无政府状态。因此他无奈地指出，“改变结构是克服结构强大影响的惟一方法”。但华尔兹认为这也正是无政府状态的优点。“自助的局面也意味着较低的组织性成本……等级秩序的好处是与代价相伴生的……在等级秩序中实现控制的手段成为互相争夺的目标。实质问题与试图对控制者施加影响和控制的努力纠缠在一起。”。无政府状态的优点还体现在自由上，华尔兹认为，“要求自由就必须以接受不安全为代价”。

    在讨论均势理论时，华尔兹指出，“均势理论的根基在于国家的假设：国家是单一行为体，最低要求是维持自身的生存，最高目标则是统治世界”。均势状态可以通过两种手段达成：“一是内部手段（增强经济能力和军事力量，实行明智的战略），二是外部手段（加强和扩大同盟，或是削弱和缩小敌对同盟的力量）”。“一旦均势被破坏，仍能以某种方式得以恢复，均势将周而复始地形成。”

    4．结构性原因与经济军事效果

    华尔兹认为，“大国数量较少比数量众多更有利，至少对于顶级大国而言是如此”。他以经济系统为例，总结了主要单元数量越少越好的九个原因，但归根到底是一个原因：更稳定。“稳定的系统也是自我增强的系统”。

    华尔兹继续探讨了相互依赖的问题。“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央控制的发展，相互依赖便会加速战争的来临”。他把普遍接受的相互依赖概念定义为“敏感的相互依赖”，认为“敏感性相互依赖几乎不会导致脆弱性”。他提出“共同脆弱的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系统相互依赖的紧密抑或松散则取决于大国间依赖程度的高低”。

    主要行为体数目较少的系统更好，但少到多少是最好的呢？华尔兹认为两极世界“不确定性减少了，计算也更易于进行”，因而更稳定。在两极系统中，均势主要是内向型的。而“内向型均衡要比外向型均衡更为可靠，国家误判自身相对实力的可能性要比误判敌对联盟的实力和可靠性的可能性要小”。在对待盟国问题上，两极系统中盟国的贡献“并非不可或缺……联盟领袖的战略和政策最终是根据自身的计算和利益来制定的”，因此这给了两极国家更大的自由。“在旧式的均势政治中，结盟的灵活性导致战略的合理化或者对决策自由的限制，而在新式的均势政治中则正相反，两极格局中联盟的合理化导致战略的灵活以及决策自由的扩大”。当然“联盟领袖并非不受任何约束，但是它所受到的主要约束来自于主要的对手，而非自身的盟友”。

    “多极世界中某些或是所有大国的误判是危险的源泉，而在两极世界中，危险的根源则在于两强中一方或双方的过度反应”。误判与过度反应哪种更糟糕呢？华尔兹认为“误判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并导致均势发生变化，最终将各国卷入战争。过度反应则相对较好，因为后者只会耗费金钱和引发有限战争”。

    华尔兹认为，两极系统不仅更稳定，而且也更持久。“当大国数量减少而规模增大的时候，加入大国行列的阻碍便将增大”，其它国家要想接近美苏的水平非常难，而且即使有核国家数量的增多也“不会危及世界的两极结构”。华尔兹感慨“通向超级大国俱乐部的阻碍从未像现在这样高，这样多”。

    针对有人认为“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无力……美苏两国最好的武器毫无用处，两国的突出优势因此失去了效力”，华尔兹批判指出，“权力的拥有不应与武力的使用相混淆，武力的‘有用性’也不应与其‘可用性’混为一谈”，“当无须在战争中实际使用武力时，武力的作用最大”，“而一旦使用，则表明其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的确今不如昔”。他还认为“大国比较小国家更频繁地卷入战争……是由于它们在国际系统中的地位所致”。

    华尔兹反对将权力等同于控制的做法。他更倾向于权力的比较概念，认为“如果某一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大于其他行为体对它的影响，那么它就是强大的”。权力并不必然导致控制，“权力是一种手段，而使用权力导致的后果必然是不确定的”。

    5．国际事务管理

    华尔兹总结了权力的四种作用：“维持本国的独立自主”、获得“更为广阔的行动余地”、“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和发言权”以及“赋予其为实现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华尔兹还认为，“在一个自助系统中，彼此竞争的各方认为相对收益比绝对收益更为重要，只有当竞争减弱时，绝对收益才会变得更加重要”。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很难为谋求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性的行动，华尔兹赞同奥尔森（Mancur Olson）“集团越大，就越不会促进共同利益”的看法，并且认为，“能够完成什么，如何完成，取决于该系统中大国的数量”，“当大国数量减少到两个时，大国试图管理整个系统的可能性最大”，“它们在系统中超凡的地位使它们担负起其他国家不想也无力承担的任务”。华尔兹提醒人们，“旨在消灭强大的竞争者的战争是导致系统改变的战争”，“虚弱导致的危害与权力带来的诱惑二者是相匹配的”。

    华尔兹对大国的解读是敏锐的。他认为，大国“并不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大国对那些会由于不稳定而把它们牵连进去并由此引发战争的地区具有重大利益”。

    谈到世界管理时，华尔兹主张“当我们问及管理世界事务的可能性有多大时，我们也应该问问这种管理的必要性有多大。随着紧密相互依赖的发展，对管理的需要进一步增长。”。他认为“两极世界比多极世界更易于实现管理上的分工”，“两大强国的规模给予它们一定的控制能力，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它们不受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

    华尔兹承认，“任何重大国际问题从来都不能由一个国家在得不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解决”，但“如果领袖国不再进行领导，其他国家就无法追随于后”。在他眼里，大国对国际事务进行建设性管理的可能性是随着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的，他言下之意是希望大国，尤其是当时的美苏，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从而达到国际事务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