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改变中国

摘要：

    理解是相互的，而且是在不快的事情还没发生前才最有效，当有一方打破它的时候，理解原则就不适用了。反抗（侵害、不公、不满）是作为公民的基本素质。民主并不是上帝赋予的，权利并不是一定得到保障，权利必须通过斗争才能争取而来，虽然有时候反抗可能会突破非暴力底线。

    当人们意识到他以后永远离开某个地方，永远离开某个群体，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更容易变得无所顾忌，就更容易理直气壮地去冲击这个地方这个群体的规则和法律，甚至不惜于故意得罪一些人，故意做一些过分的事。

    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是大学里最神圣的地方。学生上图书馆，就像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穆斯林去麦加，基督徒去罗马，佛教徒去印度。教徒去圣地，是为了去得到他们的主的教诲，是为了去洗涤灵魂，是为了去升华灵魂。而学生去图书馆，是为了去得到智者们留在书本中的知识和思想，是为了去启迪自我，升华自我。

摘要：

    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日志 "从五四学生运动看学生与政府的关系——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专文" 已被我们设置为私有，您无法公开。我们知道您写日志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该篇日志隐藏。

摘要： 

    自1991年索马里国内局势动荡以来，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越来越猖狂，目前已严重威胁国际航运的安全。美国认为，安理会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更有效地解决索马里海域的海盗问题，维护全球海上安全。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合作，采取多种联合措施解决索马里海域的海盗问题。美国决定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打击索马里海盗。

摘要： 

    朝鲜自20世纪50年代末秘密研究核技术以来，一直未放弃有核进程。美国认为，朝鲜是在朝错误的方向迈出了严重的一步，其行为加剧了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极大地威胁着该区域内外的和平与稳定，安理会有必要针对当前局势采取进一步行动。

摘要：

    中国举办的此次多国海军活动，既以为纪念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为名，更以“和谐海洋”为主题，它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对中国海军来说，这是缅怀过去、总结历史、着眼未来的时刻。此次海上阅兵式，重要的并不是中国海军派出多少艘舰艇和飞机或这些装备是不是最先进的，重要的是中国在此次活动中所展现的开放、友好和自信。

    当然最重要的，是此次海上大阅兵所传递的中国对于海军和海洋的新观念与新战略——“和谐海洋”观。海军可以作为一种和平而不是侵略的力量。在新时代，海军不应成为对抗和侵略的工具，而应该是一个和谐海洋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多国活动并不是简单的军事交流，同时更是中国的一次杰出的外交行为。中国借此次平台很巧妙地宣扬自己的“和谐海洋”观与“和谐世界”观，是软实力外交的体现。中国作出“永远不称霸”的承诺，更是希望世界摒弃“中国威胁”思想，将中国视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要：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将访问欧洲，但出访名单上却没有法国。西方媒体将此解读为中国主动修复中欧关系和有意忽略法国并继续对法施压。但温 家宝是应邀出访欧洲的，法国没有邀请，温 家宝自然不会去。这是当前中法关系暂时冷淡的体现，目前中法领导人互访的时机还不具备，中法仍在角力。

    法国触怒中国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在涉藏问题上对法反击，方向是正确的。只要可以达到切断法国政府层面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并且确保中法关系以后不受类似事件的干扰这两个目标，中国的对法外交斗争就已算成功，也应该及时结束了。毕竟，中法关系长期冷淡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温 家宝出访欧洲四国和欧盟总部，是中国对欧洲各国区别对待、对欧盟某一成员国和欧盟整体处理有别的体现。欧盟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对欧盟外交和对欧洲国家外交的既区别又有联系。保持中国与欧盟层面的友好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摘要：

    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国际政治领域“自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以来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补充和推进了传统现实主义，创立了国际体系结构学说，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流派——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理论“被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理论之一，在国际政治领域，尤其是在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界，占据了理智的霸主地位”。

    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主要在四个方面做出了突破：首先和最重要的是结构概念的提出；其次是提出了因果关系的转换；再次是对权力的不同解释；最后是对单元层次的不同认识。新现实主义虽然做出巨大突破，但它并不像国内学者所说的，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取代。本文认为，新现实主义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补充，是拓展了传统现实主义而不是取代了传统现实主义。

    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价值除了体现在里面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上，还在于提供了使国际政治系统化的方法。他先于许多学者探索使国际政治理论像物理学或微观经济学那样可进行逻辑上演绎的途径。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说的，“华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倡议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

摘要： 

    中国崛起是全方位的崛起，军事崛起是题中要义之一。古人讲治国，十分强调文治武功。文治在中国很容易实施，文治不存在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超越前人成就的问题。武功一直是汉民族的弱项。历史上能打开武功的，大多是少数民族。没有文治的引导，武功是盲目的。无节制的武功就成了侵略扩张。

    中国历来都是政治主导型的国家。从古到今，只要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统治者善治有方，国家就能昌盛。国家教育必须重视培养有战略思维的人，培养一批能治理国家的人。大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要懂政治，懂战略。大学生的军事教育要体现大学生的不同。军事教育，要深入到军事战略的层次。

     除了军事训练，还必须扩大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的交流。目前军方和社会缺乏沟通，甚至严重隔离。中国的军事不仅对外国不透明，对本国国民也很隐晦。当然军事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完全公开，但是军事教育和军事研究却是可以公开的。

摘要： 

    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中国作出强硬反应，推迟了中欧峰会，并且还在考虑进行下一轮的制裁。萨科齐似乎也“毫不示弱”，法国甚至还要呼吁欧洲“团结抗中”。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中国没有给欧洲划清红线。事实是：红线划得很清楚，双方都很明白，但萨科齐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踩这条红线。

    要激怒中国政府和人民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于西方政客来说，无非是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捅你中国几下，骚扰一下你。现在再打台湾牌已经不太可能，所以法国唯有在西藏问题上搞点小动作。 这种“骚扰”的心理，来自于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惊恐、疑虑和妒忌。中西文明的冲突注定只能被减缓而不能被完全消除。

    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丰富应对西方恶意攻击的手段，经济手段的利用要慎重。其次，中国要善于用现代传媒手段包装自己，为自己打广告。虽然涉及主权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严肃的，但是做法可以富有弹性。如果对外国力量利用得当，可以帮助解决内政问题。而且中国的外事部门要注重和国内部门的协同和配合。

摘要： 

    未来可能将成立以“金砖四国”为核心、以“VISTA五国”为次外围、囊括所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组织。如果新兴经济体将这种合作扩大到政治领域，可以设想国际政治经济的新三极格局：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将是连接另两个集团的桥梁，是国际政治经济矛盾的缓冲器，更是另两者进行合作的首选对象。

    中国将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中获得最大利益。中国既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庞大的经济总量和某些领域的领先优势，又有与新兴经济体一样充满活力的市场，同时也面临着和发展中国家同样的许多严峻问题。中国只要善于利用好自身优势，扬长避短，便可以在这样的格局中三边逢源。

摘要：

    欧佩克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确保石油市场的稳定，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高效、经济和有规律的石油供应，为石油生产者提供稳定的收入以及使石油工业的投资者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因此，欧佩克在关注生产者和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关注消费者的需求。欧佩克通过对主要出口国设置配额，统一政策，让市场达到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适中合理的油价。

    欧佩克认为，中东地区的动荡形势、美元贬值、美国次贷危机、国际投机行为、燃油税过高等都是导致油价高企的可能原因。由于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且存在污染，过度开采不利于石油生产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欧佩克支持能源多样化的主张。

    建立一套保证各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机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希望各方能摒弃相互指责的行为，求同存异，以负责任的态度解决这一问题。

摘要：

    今年是邓小平模式在中国实行的第三十个年头，现在它已经主导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还被其它国家所学习和模仿。但是，当我们把邓小平模式往发展中国家推广时，却发现了它的普遍性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还有更普遍的邓小平模式，可能我们，就连邓小平先生本人也没有发现。

    港资、台资和侨资的首先引入是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这样的第一批注入的资本，不同的已成功发展的经济实体，有它不同的来源。资本可以引入而来，或者内部转化。前者需要有具备吸引资本的“闪光点”，后者则需要成熟的经济机制。中国采取的主要是引入的途径，它的好处是简单并很好地结合了中国的现实。

    其实我们还可以采取内部将资金、资产转化的方式获得资本。资本的自由流转和建立有保障的私有产权或许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现在正在试行中的土地自由流转政策让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前景。

摘要：

    梅德韦杰夫的高调访华，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这是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的首度出访，而且俄罗斯很客气地把这次新总统的初访给了中国；梅德韦杰夫是汶川“5 • 12”大地震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外国元首。

    有太多的理由让俄罗斯必须重视中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中国对俄罗斯的作用。中俄关系固然很重要，但此次访问更多的主要是为了历练梅德韦杰夫的需要。为了让梅德韦杰夫找到当元首的感觉，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国家来接待他的首次出访。而中国是最佳选择。

    此次访华的时间选得很特殊，恰逢中国人沉浸在地震国殇的悲痛之时。梅德韦杰夫的一些人性化的做法给此次访问加分不少，不过访问也显示了他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在梅离开中国三天后，普京就通过打电话给温 家宝的方式来检验一下梅的表现。看来，梅德韦杰夫目前确实仍然是普京的“外交部长”啊。

摘要：

    当前中国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点上，改革的主要资源是时候从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上了。而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像“三步走”那样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的制定必须接受广泛的国民参与，五年后立即付诸实践。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而争论的最大焦点是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问题。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理论上中国有更换执政党的可能。当前中国共 产党长期执政是缺乏法律基础的，这种状况只是一种政治惯例而已，而且违背了民主的本意。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有渴望多种政治选择和喜新厌旧的心理。一个政党即使政绩再好、能力再强，都不能长期执政。目前中国的普通大众更看重的是生活安定和经济利益，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愿意支付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来换取政治自由和广泛的民主。

摘要：

    中国人向来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兴趣，从一开始就只关心形而下的问题。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挣扎在形而下的桎梏里。所有形而下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形而上的突破。中国人不在形而上有所突破，就永远都不可能解决形而下的问题，就永远都要跟着那些会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民族走。

    上帝的力量曾让西方人对形而上学的求索孜孜不倦。但现在西方人已经到了不需要上帝都可以继续进行形而上探索的时代。上帝死了并不意味着上帝所代表的东西死了，并不意味着形而上探索的永恒性失去了意义。而是上帝成为了阻碍，西方人为了思想的自由而杀死了上帝。其实上帝死不足惜，上帝死了是一种进步，上帝死了是思想自由的结果。

    任何不会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民族都是极其短视的。中国古代的享乐文化不仅影响了对形而上的探索，甚至更直接地影响了形而下问题的解决。缺乏形而上思维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看到封建王朝兴亡的本质的。中国人要想不笨不短视，就必须进行形而上的求索。

摘要：

    “民主和平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它并不是演绎推导出来的，而只是一种经验实证的结果。它是彻底的不完全归纳命题，它的不完全归纳性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民主与和平是属于两个相对独立平行的系统。民主与和平并没有绝对的充分关系。从逆否命题来看，“民主一定导致和平”并不成立。

    民主国家之间在1945年到现在没有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民主国家它们都打够了、打怕了，民主国家之间发动战争的成本和损失太大了，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民主与和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第三方因素来达成，并不是直接的。

    民主只是表象。“民主和平论”更平白的表达是，“大部分国家在二战后都没有打仗了，刚好很多是民主国家之间的”。西方学者提出它，要么是一种阴谋，要么是一种自诩。阴谋是为本国的意识形态和霸权主义扩张正名，自诩其实也是一厢情愿的。

摘要：

    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北朝鲜犯下了许多错误。错误原因是时机没有选对。武力统一的时机包括：首先，武力解决要求结果一定要赢，不能输；其次，是国际环境能够相对容忍武力解决的方式；第三，是本国有进行武力解决并承受所有后果的能力。北朝鲜主要栽在第一条上，而且还栽得很重。

    朝鲜的例子说明“打了，又没赢”的结果是多么有害。朝鲜战争使统一问题第一次国际化，战争引来了大国势力。九十年代北朝鲜发展导弹技术和核武器使统一问题更加国际化了，大国们有了更加正义、更加理直气壮的理由介入半岛事务，统一问题是越来越身不由己。

    其实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大陆仍可以和台湾进行谈判。即使台湾拒绝谈判或者谈判破裂，大陆也可以采取军事封锁、外科手术、瘫痪掉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等手段。武力攻台并不能确保一定赢。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一片向好的战略起飞期得来不易，小不忍则乱大谋。只要在台湾回归问题上死了中国人，就算是失败了。

摘要：

    传统中国并不具备理性精神产生所需的土壤，理性精神的缺失使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中国人对权力的敬畏之情远远比不上对祖宗的敬畏之情。权力在中国并不是最稳固的因素，最稳固的因素是血缘。权力在中国是依附于血缘而生长的。

    瓦解血缘文化的第一次推动力量是以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为表现形式的近代西方理性精神，但是它不足以撼动中国根深蒂固的血缘文化。理性思想的第二次引入以马克思主义为表现形式，它空前冲击了中国的血缘文化。此后理性主义的第一次泛滥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邓小平的改革可以说是对血缘文化的某种回归，是中国当时普通大众的接受能力现实与理性主义的较高要求之间妥协的产物。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引入了市场主义经济，后来发展成经济至上主义。

    种种迹象表明血缘文化正在消亡，理性主义正在扩张甚至有可能演变为第二次泛滥，带来第二次灾难。任何一种主义完全占领社会的思想都是一种灾难。无论如何，我们呼吁的是现代式的思想平衡。

摘要：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由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演进的规律，高级社会必然取代低级社会。但是，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达到的社会。即使有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高级社会取代低级社会需要一个过程。马克思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反复，是新社会确立与旧社会复辟之间的较量。但是笔者认为，这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就是多元主义社会。

    多元主义社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长期性。这种多元主义社会，既是旧社会与“反旧社会”共存并相互角力的社会，同时它也包含了其他的社会形式，甚至最后还出现了“新社会”并最终取代多元主义社会。

    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呈现的是一种“一多”循环的模式，也就是“一元主义社会－多元主义社会－一元主义社会”的循环。它产生的原理是：一元主义社会发展到顶峰－弊病出现－反一元主义运动的兴起－多元主义社会形成－多元的其中一元显示它的优越性并逐渐取代多元社会－一元主义社会的形成－一元主义社会发展到顶峰。